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飞速发展之后，逐渐进入新的时期，社会整体环境也在随之变化。中国的青年建筑师群体在迈入职业生涯时，面临的是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城市化从增量开发转向存量更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移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技术浪潮等诸多时代变革。传统的职业道路无法为青年建筑师提供更多的机会，一部分人会产生生存焦虑，也有一部分人转而选择积极地应对时代给予的机遇与挑战。当下建筑学实践走向了更为细分的行业赛道，同时也呈现出更加明显的跨界融合特征，当然，这其中仍然有着对于设计的坚守。本期主题聚焦于若干位青年建筑师的实践状况，以此作为中国当代青年建筑师群体职业实践图景的一个缩影。
主题文章中，王子耕以自身实践的四条路径为线索，将建筑学作为一种具有批判意识的建筑文化生产，探索另一种建筑实践之路。张峰的文章通过一个小型项目实践从细微的侧面展开对年轻建筑师介入当代社会生产的生存环境与一些应对方式的讨论。梁喆等人的文章介绍了大界的实践与思考，包括通过自研软件RoBIM实现设计数据驱动建筑工业化生产的数字化、智能化与可持续的过程。贾涛、魏楠的文章介绍了目前中国大院青年建筑师的一些数字化设计应用探索，包括AIGC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的运用等。王帅斌从新文旅市场胶囊民宿开发者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近年来新型装配式建筑产业的发展。韩锐、穆荣轩的文章探讨了建筑学与绘画及数字媒体艺术之间的关系，介绍了建筑师在建筑绘画和数字媒体与游戏等领域的跨界实践。王俊锋等人的文章通过“百村共兴”的乡村实践案例，来探讨青年建筑师参与集群式乡建的创新模式。申江海的文章认为建筑师在参与城市更新项目时，可以更全面、更主动地参与到项目运营层面。
文章通过上海交通大学番禺路655号外卖收取场地项目的呈现，从一个细微的侧面展开年轻建筑师介入当代社会生产的生存环境与一些应对方式，并探讨了设计实践如何与思想实验相叠合——两者不断地“互相拷问”，最终形成了一个团队稳定的价值体系。
对于“90后”独立建筑师来讲，眼下的实践环境是充满困难与挑战的。年轻团队能够接触到的项目可能大多是城市微更新，以及住宅、各类小型商业的室内改造。从运营角度来讲，这意味着必须以较少的设计费支撑并未减少太多的工作量①，为此恐怕需要更多数量的项目来支撑运营，由此便酝酿出两类面对未来的集体紧张情绪：一是项目来源的不确定性造成的精神压力，二是抵抗项目失败风险的过低弹性造成的财务压力。另外，从团队成员的成长来讲，大家只能通过小型项目锻炼技能，面临着择业路径变窄的风险。在这种情形下，要说还有什么可以令人兴奋，恐怕是作品成形的节奏较大型项目来讲要快许多，一些微更新项目可能从设计到建成仅需两三个月，团队有机会迅速实践一些想法、积攒一些案例，也有更多时间进行系统性的反思。
笔者的工作室（重峰建筑）成立于2020年6月，是诞生在新冠抗疫特殊时期的一个团队。工作室成立初期，我们还在竭力克服成员时而被隔离在小区内导致的空间问题，需要尽可能安排线下碰面，以草图或手头材料做的纸片模型来沟通方案。随着成员间默契逐步形成以及线上会议的功能优化，团队后续工作方式发生了深刻转变，线上沟通反而成为最常规的交流方式——“可远可近、可上可下”的协作模式，在实践结构上构成了应对多变环境所必需的一部分灵活性。另外，初创团队的业务量着实有限，恰好工作室成员也有制作装置、做建筑学研究的兴趣，我们便在实践项目缺乏的空窗期，自发地做一些协助思考与实践的装置，或在感兴趣的领域进行一些研究工作。业务量少带来的最大困难还是经济上的，我们也并没有克服这一困难的任何办法，还常常因为在追求品质的路上控制不住成本，导致大幅亏损。随着年轻的视野终于能够积极地正视“经济”这个因素的边界，公司运营才开始策略性地将每一个项目的经济限度纳入考量以进行工作整合，由此我们进行过多种协作模式试验，在失败中探索能够适应目前生存环境的组织形态，并逐步稳定了“集群设计模式”在不同尺度的制度性复刻，以降低同时段、不同类型、多个项目的协调成本，同时增强项目经济管理的灵活性。比如，根据具体项目的资源边界，我们或形成长期核心成员与短期协作成员的搭配，或形成“一个牵头单位+数个小型工作室”的联合体。
尽管业务量与经济账令人头痛，但值得欣喜的是我们有更多时间来思考这个于生命而言有不可承受之重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实践路程中要秉持的价值体系到底是什么？这样的思辨活动并不是为了求新求变而执拗地批判、质疑，动因更多来自学习过程中的自然总结与反思。笔者自己不得不承认的是，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ETH）六年的学习与训练，是如此耗费心力去反思的一个起点。由《建筑师》杂志发起组稿、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六位教授供稿的专栏“来自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研究——‘继旧开新’的建筑学及其多样性”，便是在（相对能够达成专业共识的）一套价值体系下，关于城市、建筑、设计实践、理论、历史的文本合集②。在《专栏结语：类比与发明，学科与想象力》[1]一文中，笔者曾对学科边界问题萌生反思：“如果将建筑学看作具有某种固定组织方式和历史传承的学科，那它无疑在经受学科自主性所具有的‘中心化’的风险和挑战：确立学科边界的企图，会预先确立某种稳固和静态的学科规律，从而使得真实的动态发展受限……”③，后来的思考与实践，也正是这一反思的延续。有趣的是，学科边界问题的困难最终没有（无法）以静态思想文本的方式来克服，而是以一件思想装置《384周天六轴大轮盘》④解决：它以语言与世界的同构关系为基础，建立了有界、无限、扩张着的、永恒轮回的建筑学宇宙（图1、图2）。
轮盘生效过程试图逆转经典的“设计师—作品”“知识—实践”的权力关系，开展出一处无先验主体的、缘构的空间。在其中，灵感是因缘际会“得到”的，是时机所“赋予”的，而非设计师作为主体“创造”的；“我”不再作为主体进行决断，从而达到“自我”与建筑作品的脱钩，即，自我的彻底消除。[2]然而，这件装置的观点亦是关于价值体系的观点，它逼问着一个最要紧的问题——是否还存在某种稳定的价值体系成为判断的抓手（而不至于沦为盲目）？这个问题最终会将人逼入一种空无、沉默的境域，这当然也意味着轮盘其实由两部分组成：装置所描述的部分，以及没有写出的、迫使你领悟的那部分——确切地说，没有写出的部分已经借由写出的部分显示出来了，并且这部分相当重要。这件装置相当于从内部为建筑学的价值体系划界，并努力通过沉默，把不可言说的部分牢固地置于恰当的位置，而且笔者相信这是唯一严格的方式。因此，除非犯了重大失误，否则这件装置将说出许多人们想要说但尚未说出来的线]
为了方便交流，只得暂借一点禅宗心学的意味，将那沉默的领域描述为“用心”的状态，这也意味着对事物的评价体系不再是（来自外部规定的）口味好坏、品质优劣、技法高下、技艺高低，而是要去研判一件作品或一次实践是否（来自内部的）用心。这样一来，“随缘而用心”便构成了重峰工作室实践活动的基本图示，该实践图示逐步促成了团队长远目标的形成：把“以心为本，继旧开新”的价值观实践出来。
⑤因此，过往训练出来的专业价值体系必须被悬置起来，任何规律、概念、理想都不能成为判断的依据（第一因），因为它们是固化、僵化的症候。尽管这样的处理常使人悬在半空、没有抓手、极其痛苦，但正是因为人对自身的被动态度，使他对自己的技艺与手法保持沉默，自然才会开展出一项活动，和这个理性的弃绝正好相反。因为，人的被动态度在这里才是真正的行动，当人依赖技术与规律时，他就脱离自然要求一种工作的法则，由此深陷于人为理想与自然现实的深刻冲突。当人忽视自身力量的存在，回到自然现实的行动中时，在表面上是被动的，但他却对自然保持勤勉的忠诚，积极地直面饱满的现实，在具体的生活、机缘的日常中充满生命力地生存，而不是愤懑世界为什么不是理想的样子。价值参考系的悬置，继而形成了“建筑师—世界”之间的微妙空间，即：人可以站出来直面世界的机缘性，并对“这个”（被给予的）具体世界有所作为，在开放的可能性境域中筹划和抉择，并勇敢承担起决策的责任。
2023年落成的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校园西侧3号校门 6 旁的外卖收取场地改造项目（图3、图4），是面对性格饱满的现实语境做出的一次积极回应。该项目于2021年11月中旬启动，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校园整体治理的一个特色项目进行设计与建造。不过，项目的实施进度在2022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最终于2023年4月8日才落成启用。虽然项目总用地面积仅7
7 ㎡，但据美团公司统计，日均使用频率可达到1 000—1 500人次（图5），实则是超高密度公共性的基础设施。
启用之前，校园外卖收取点就设在3号校门保安室门口的台阶和窗台上（图6、图7）。由于外卖收取功能后置的加载，以及此功能交通流量日益增大，导致校门总交通流量无法合理疏解，通勤车流、通勤人流、外卖配送车流、外卖提取人流之间发生着剧烈冲突，这里也在长期、高频的使用中逐步脏乱起来，难以收拾。尤其在2022年3—6月上海新冠抗疫期间，为了阻断病毒传播，校园经历了长时间的静默管理弹性联轴器。在此特殊时期，社会强化了配送与消杀的中间环节，这些过程都是在保安室的门口完成的。中国特色的“小区”“园区”“校区”制（图8）
⑦，其清晰的边界一方面有助于减轻行政管理负担，另一方面却会在类似抗疫等特殊社会情形下暴露出一定问题：尽管存在个别极具智慧的创举⑧，但总体来看，它的边界缺乏厚度，因此缺乏用作货物处理或信息过渡等随机应变功能的缓冲空间（buffer zone）。
恰好3号校门南侧保留有校园几年前回收的一块“剩余空间”的管理权属，此处具有疏解物流、人流的空间潜力，校方随即要求开展这块场地的研究与设计工作。场地位于校园行政边界（一堵围墙）与街道行政边界（另一堵围墙）之间，尽管项目范围内的土地管理权属已收归学校，但是行政管理还未触碰到这里，长久发展下来，邻居们渐渐将各自建筑的空调外机、燃气管线、上下水、强弱电线管设置在面对这个院子的墙面上，杂乱无章。它是一块西方话语中的“terrain vague”（空地，模糊地带），是现代化进程中野蛮后果与现实真相交汇的场域，空间的使用规则也并非一早就达成共识，而是在野蛮生长中逐步成型。这样的空间构建了一个城市的边界——并非是地理的、几何的边界，而是城市运作结构的边界、市民心理上的边界——在其中城市的阴暗与光明交汇，粗暴与文明交汇。但这样的空间并非是充满绝望与混乱的空间，它与商业化、“私有化”的公共空间完全不同，因而也不能以相同的美学口味进行评判，它指向一种新型的、当代的美学口味：一种再也没有理想形式的空间塑造，却承载着解决社会实际需求的重要贡献。这类剩余空间的社会意义很难从外部明确识别，它们总是“脏乱差”或是具有潜在危险，但它们不断提示着人类现代社会运作结构中的消极后果，让人们能够合理反思那些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它像是一个社区、一种文化中一面虚无的镜子——在日常的文化生活中总是避免提及，却能反照出当时、当地真实的社会情况。它的性质要求设计师不能再将建筑看作某种实体的精心雕琢，更要去着力梳理它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场域。
识别到场地复杂特征及丰富性格后，“日常的”介入显得更为贴切：一旦不执拗于实现某种“理想的”建筑形式，便会积极地认同场地上既有的复杂要素，而后针对每一处要素做出适宜的决策。比如对横穿场地的管线，并不先入为主地预设“好”或“不好”的价值判断，而是根据功能、空间、景观，做出具体回应：入口处有钢板雨棚掩护，回首院内有混凝土过梁遮蔽，花园植栽背后的管线）。场地与南侧办公楼之间更是各类设施纵横，这没有什么“不好”，方案中还继续加载了电箱、拖把池等设施，并以格栅门的方式让这些东西隐约可见（图13）。另外，方案在满足货物交互这一基本功能外，还叠加了一些最日常的公共服务与功能（图14、图15）：外卖柜位置主动后退用地红线——这也意味着校方需要主动让出一部分土地，为城市街道提供一些檐下公共空间，方便外卖配送人员在雨天投放货物或临时休息，有效形成了核心设施与城市街道空间的自然过渡；院内场地是校内一侧纵深更大的缓冲腹地，会有大量师生使用，因此设置了休憩座椅、景观花园，并预留了自助咖啡机安装点位，广场中心则以椭圆砖制铺地划分出放置阳伞与移动桌椅的空间。
如此一来，空间梳理便具有如下意义：（1） 利用此剩余空间作为外卖物流、外卖人流的集散场地，大幅疏解3号校门的交通压力——将校外配送货物的交通流量转移到校门南侧，并将校内收取外卖的交通流量转移到校园次要道路上。（2）作为内外渗透的公共空间。对外提供外卖配送人员适宜尺度、遮风避雨的城市檐下空间，对内提供学生与校内工作人员收取外卖的场地，并叠加公共景观与功能，配合基础设施的潜力促成公共活动的发生。（3）通过适宜方式处理邻居及校园围墙上各类设备管线等，使之与整个空间协同共生。（4）在类似2022年疫情传播这类特殊的社会情形下，校方可通过管理校内出入口的大门，轻松地将它转化为中间处理环节的场地。
在瑞士求学与工作时期，笔者还尚未体会到追求高水平建造技术所需要支付的高昂社会代价，那时，建造的极致精确性是令我兴奋的实践目标。2019年笔者曾在洛林格与施罗布建筑事务所（Loeliger Strub Architekten）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了阳花亭的设计与建造（图16-1）。该建筑采用了折板体系屋面与倾斜的钢柱，这使得构件之间的几何关系均为三维斜交；交接处全部采用三维雕刻的实心钢节点以应对复杂的空间关系；部分构件中预先设置了半球面接口，用来调整屋顶与钢柱对接过程的误差（图16-2）。折板形的屋面需要预先放在木制模具上进行焊接（图16-3），因为工作人员需钻入其中进行工作，模具高度必须满足施工所需的操作空间（图16-4）；屋顶在模具上焊接完成后，吊车会将屋顶与模具作为一个整体吊起并落位，这意味着，模具又不可以太高，否则它会与倾斜的钢柱发生冲突（图16-5、图16-6），因此，模具尺寸必须在设计阶段进行验证。屋顶吊装到位后，紧接着进行钢柱的对接与安装.因为建造顺序是“从上而下”的，整个体系的误差将会集中在三角形钢制基础区域（图16-7）。为此，施工方案中设置了隐藏在三角形基础下方的钢销（图16-8），它的直径略小于混凝土基座上开出的孔洞，以腾出安装过程中所需的操作空间。在所有对接工程完毕后，向该孔洞灌入高流动性、高强度的混凝土，便完成了整个结构的建造。这件作品极高的工艺与技术水平，需要大约7.4万元/
㎡的造价来支撑，当然这也让一个建筑物达到了家具级的建造精度——整个建筑的误差仅2 mm。
成功完成一次极致精确的建造，让笔者收获了许多经验与信心。但较为系统地了解到有关技术中立性的批判后，我们的建造观念发生了较大转变。“尽管基本历史动因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技术，然而，当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它设计出一种历史总体——一个‘世界’……科学的合理性之所以有利于某种社会组织，正是因为它设计出能够在实践中顺应各种目的的纯形式。科学使自然同固有目的相分离，并仅仅从物质中抽取可定量的特性；与之相伴随，社会使人降低了自身依附自然的程度，并按照可定量的特性把人类相互联系起来，即把人类当作劳动力单位，可以按照劳动时间进行抽象考察。由于劳动方式的合理化，对于质的排除，从科学领域专向了日常生活领域。”
——这意味着，追求更高建造精确性的技术活动，在某种程度与范围内，加剧了生产链条中“无法量化的、具体的人”向“可以量化的抽象劳动力”的异化
，即：生产链条上的所有劳动力，都必须更加精确、准时地完成各自的工作。技术与社会、人性之间极为复杂的辩证关系，令我们不得不更加审慎地对待社会赋予设计师的权力——对我们来讲，适度的技术与适度的精确，远比一根筋地追求极致性更为重要。在番禺路项目中，各类误差消化的机制，是“适度精确”（却不致于沦为粗制滥造）的保障措施。例如：通过控制新建砖墙的起砌点，并放松该墙体砌筑终点的方式，使误差可以被轻易消化进体系当中。如图17所示，A1、B1、C1 / D1、E1是两组墙体的5个砌筑起点，建造中这五处位置必须严格控制，且两组墙体必须遵循A—B—C / D—E的顺序进行砌筑；A2、B2、C2、D2、E2为砌筑终点，不进行控制，仅控制砖块数量或“砌筑到底（C2）”这类基本原则，最终误差不管多少（基本在2~5 cm以内），均不影响设计效果与后续建造。这样，建筑本身便借由“砖块砌筑逻辑”与“现场尺寸误差吸收”两个基本原则，自然催生出“风车型”平面——从结构逻辑来看，此布局也更有利于建筑体吸收与传导水平方向外力。类似思路也同样应用于屋顶、混凝土梁等构件的建造过程中，这里便不再赘述。
有了应对场地苛刻条件的整体建造策略后，材料上使用清水红砖可以继续吸收局部误差，横纵向均为2 cm的厚砖缝提供了更多余地，墙体的砌筑误差都能在砖缝中轻松消化。另外，支撑屋顶的主梁采用了两侧悬挑1 cm厚翼板的构造，以使钢梁两端的清水砖墙可以跨过钢梁连成整体。由于钢梁本身需要设置纵坡以保证屋顶有组织排水
，翼板两端便会出现“纵坡产生的高差”与“砖墙水平连续”的几何冲突——当然，这个冲突最终被悄然化解在2 cm厚的砖缝之中（图3，图18）。
墙体砌筑过程中不能切砖的理念，无疑受到西格德·莱韦伦兹（Sigurd Lewerentz）圣马可教堂与圣彼得教堂的影响。为了完成这样的建造实验，设计师在图纸上绘制了每一个砖块的砌筑位置（图18）；钢梁与混凝土过梁也必须采用特殊接口（图19），才能在整砖建造的同时，隐藏过梁—砖墙的搭接节点。尽管如此，“不切砖”的理念也绝不可奉为“正确答案”，无论莱韦伦兹的理念多么吸引人，还是必须将这一价值参考悬置起来——如此便有了院内广场中央设置的椭圆形铺砖区域（图20），其弧度处处不等，使得边缘砖块个个不同，这几乎是砖造最难适应的几何形态。
极致的理性砖造与非理性砖造之并置，似乎印证着重峰团队试图同时处于两极的实践线索（祛蔽—神秘、精确—粗糙、理性—非理性）。无论这两极如何矛盾，也无论一个项目的各个方面（经济、人力、技术、工艺）有怎样的限度，均以“随缘而用心”作为价值基础进行整合，似乎就是我们逐步摸索到，并从内心认同的化解之道。
建造的实践活动完全不是技术理性的，它牵涉的是一整套有关非理性的生命体验，而作为学科的建筑学的现代意义，便是遮蔽这种体验。这一非理性，首先便是“缘构境域”展开的重要层次，而后便是“创造”的独特生命体验，尽管它是纯粹感性的生命情感，但我们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否定它的生命力量——失去这一力量，建筑实践恐怕会变得索然无味。尽管这些非理性的层次不在任何意义上增益我们的知识，仅仅是人类心智中一种倾向的记录，但也意味着，我的工作正应将这一记录翻译成建筑的文本。（图片来源：图1，2，4，6，7，8，14，15，17，18，19：上海重峰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图3，9，10，12，20：田方方拍摄；图5：上海交通大学校园管理办公室；图11，13：李晓龙拍摄；图16：瑞士Loeliger Strub Architekten建筑事务所）
的项目，人员及工作时间的投入常常是接近的。② 刊登于《建筑师》，2021年第210期③ 刊登于2021年，写作于2019年
④ 参见建筑技艺.对话上海重峰建筑主持建筑师张峰：以心为本，继旧开新[EB/OL].（2022-08-26）[2023-10-15].
⑤ 例如：一旦认为瑞士的建筑好，就要去学习；诚实建构的建筑好，就要据此行动。
⑦ 我们还对上海市中心和郊区数十个住宅小区/办公园区/校园的外卖收取点进行了田野调查，发现这些设施有如下共同特征：（1）出于货物送、取便捷性的历史习惯 / 各方博弈，设施大都位于社区主要出入口 / 人行主要通道旁边；（2）设施较简易，一般是一个或多个置物架 / 桌子，配置塑料布或小斗篷为货物遮雨；（3）外卖货物大都是食物 / 饮品，场地上存在不同程度汤汤水水漏、撒现象，久而久之，现场脏乱问题严重。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多样，如：拆包不当，雨水浸泡，喝饮品时没留意，存放太久的外卖没人收取而导致一次性包装慢慢破损、泄漏等。（4）当下，人们生活、工作高度依赖外卖，外卖场地上巨大的吞吐量与场地本身薄弱的交通疏解能力之间产生了巨大矛盾，尤其以主要出入口附近设置外卖收取点的空间类型最为严重。（5）类似丰巢快递柜，用于临时存取的外卖柜产品已经出现，柜门有“单向开启”和“双向开启”两种机制，并在个别办公园区、校园投入使用。
⑧ 同济大学的处理方式非常有智慧，在抗疫期间利用校园围墙上栏杆的铁艺造型悬挂外卖并进行消杀处理，而后学生从校园一侧可轻松取走货物，栏杆上还贴有编号方便货物定位，原本单薄的边界却也承担起有厚度与温度的功能。详见：
[1]张峰.专栏结语：类比与发明，学科与想象力[J].建筑师，2021(02：54-55.[2]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黄明嘉，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
[3]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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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23年第5期 青年建筑师职业实践图景 张峰《方寸天地：走向日常的精心实践》，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重峰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作者简介：张峰，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研究生，上海重峰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持建筑师，瑞士工程师与建筑师协会（sia） 注册建筑师
[2] 张峰.方寸天地：走向日常的精心实践[J]. 时代建筑，2023（5）：14-19.
[3] 梁喆、赖冠廷、孙佳爽.建筑师角色的重新认知：智能建造与产业融合[J]. 时代建筑，2023（5）：20-25.
）：36-41.[7]王俊锋、蒋文超、赖尊恒.百村共兴：青年建筑师的集群式乡建[J]. 时代建筑，2023
（5）：42-47.[8]申江海.建筑师应更主动、更深入地参与运营：存量更新时代设计策略探索[J]. 时代建筑，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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